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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将政治、学理问题在喜闻乐见的形式中进行

作者:admin 时间:2018-11-24 22:09

  原标题:学术观点 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作品的传播模式——以鲁迅所译《苦闷的象征》为例

  任淑坤. 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作品的传播模式——以鲁迅所译《苦闷的象征》为例[J]. 山东外语教学, 2017, (3):85-91.

  《苦闷的象征》是20世纪上半叶日本文坛诞生的一部重要的文艺理论著作。1921年,该书的部分内容在日本发表。1923年,其作者厨川白村在关东大地震遇难,他的学生山本修二将从废墟中挖出的遗稿与其生前已经发表过的前半部分编辑在一起,1924年由改造出版社出版发行。鲁迅在1924年8月得到此书后非常钟爱,旋即将其翻译出版,向国人推介。其译文从1924年10月1日起在《晨报副镌》上连载,后由新潮社于1924年12月印行单行本。鲁迅选择《苦闷的象征》进行翻译,体现了他对这部作品质量的认可。他的译本能够跨越时间,从五四流传至今,是翻译界和文艺界对鲁迅译本的认可。此外,当时的中国文艺界对外国文艺理论作品的需求以及与日本毗邻形成的学习便利条件也是鲁迅翻译这部作品的原因。

  1921年,《苦闷的象征》前半部分在日本一经发表,当月便有中国译者明权(1921)的译本产生。其传入中国的速度之快,即便在通讯和出版发行设施极其完备发达的今天也是令人诧异的。此后,又陆续出现了仲云(1924)、鲁迅(1924)和丰子恺(1925)的译本,其中鲁迅和丰子恺的译本是全译本①。对同一部作品如此密集地进行翻译,可见其对于当时学界的吸引力。鲁迅选择《苦闷的象征》进行全文翻译并非偶然,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五四时期,文学革命在否定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后,文艺理论建设的重要性日益彰显。鲁迅认为,中国正处于“萎靡锢蔽”的状态(鲁迅,1993:232)。有学者指出,当时的“‘新潮’文学、问题小说以及某些乡土文学等,或流于问题化、概念化,或流于清浅的客观记述,对现实作直观的印象式的描写,而1922年关于自然主义的讨论、借用,无论理论上还是创作上,都存在某种偏颇,未能真正解决新文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这些就是鲁迅当时面对的中国文学的发展的主要现实”(方长安,2003:138)。在这种情况下,急需借助外来的力量做出改变,无论是创作还是翻译的理论意识都在增强,刻意介绍和学习外来的文艺理论和翻译经验成为一种自觉的行为。检诸文学研究会的会刊《文学周报》,文艺理论译介的重要地位一目了然。仲云译厨川白村《文艺思潮论》分16期刊载,仲云译厨川白村《文艺创作论》分3期刊载,章锡琛译本间久雄《文学批评论》分9期刊载。这些译作多刊登在显要位置。五四新文学家对欧美的各种文艺思潮等的引进不遗余力,也翻译了不少新作。但系统的文学理论著作的翻译还是从日本开始的,且在20年代形成一个高潮,是30年代苏联文艺理论译介高潮的前锋。除前面提到的几部作品外,还有李达译宫岛新三《日本文坛现状》(1921)、罗迪先译厨川白村《近代文学十讲》(1929)、张娴译的《与谢野晶子论文集》(1929)等。厨川白村的作品尤其显眼。

  《苦闷的象征》共分为四部分:创作论、鉴赏论、关于文艺的根本问题的考察、文学的起源,具有严密的理论体系。书中,文艺思想分为本质论、动力论和表现论,文艺的本质是生命力的自由表现;苦闷是文艺创作的心理动力;表现法是广泛的象征主义(任现品,2001:69)。《苦闷的象征》借鉴吸收了多种文艺理论,如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立普斯的移情说等,并糅合了厨川白村本人对文艺本质的独到见解。鲁迅给这本书以高度评价:“这在目下同类的群书中,殆可以说,既异于科学家似的专断和哲学家的玄虚,而且也并无一般文学论者的繁碎。作者自己就很有独创力的,于是此书也就成为一种创作,而对于文艺,即多有独到的见地和深切的会心”(鲁迅,1993:232)。

  《苦闷的象征》对文艺社会功用与文艺审美自律的同时强调,一方面对当时文坛存在的偏执有一定的疗效,另一方面持不同主张的人们可以在其中各求所需。郭沫若等创造社作家多留学日本,对日本文学和文论的接受不必经由译介而是直接选取,可以说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这群后生登上文坛时,正值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文学如日中天之际。他们留学归来,深受日本和西方文艺思潮的影响,更为重视文艺自身的审美与自律,强调作者的个性在作品中的体现。他们能在《苦闷的象征》中找到理论依据:

  “我们的生命,本是在天地万象间的普遍的生命。但如这生命的力含在或一个人中,经了其[人]而显现的时候,这就成为个性而活跃了。在里面烧着的生命的力成为个性而发挥出来的时候,就是人们为内底要求所催促,想要表现自己的个性的时候,其间就有着真的创造创作的生活。所以也就可以说,白己生命的表现,也就是个性的表现,个性的表现,便是创造的生活了罢。人类在真的意义上的所谓[活着]的事,换一句话,即所谓[生的欢喜] (joy of life)的事,就在这个性的表现,创造创作的生活里可以寻到。假使个人都全然否定了各各的个性,将这放弃了,压抑了,那就象排列着造成一式的泥人似的,一模一样的东西,是没有使他活着这许多的必要的。从社会全体看,也是个人若不各自十分地发挥他自己的个性,真的文化生活便不成立,这已经是许多人们说旧了的线)。

  而文学研究会重视文学对人生影响的作家们,在其中同样亦能找到自己钟情的看法。比如:

  “于是就成了这样的事,即倘不是恭喜之至的人们,或脉搏减少了的老人,我们就不得不朝朝暮暮,经验这两种力的冲突而生的苦闷和懊恼。……一面经验着这样的苦闷,一面参与着悲惨的战斗,向人生的道路进行的时候,我们就或呻,或叫,或怨嗟,或号泣,而同时也常有自己陶醉在奏凯的欢乐和赞美里的事。这发出来的声音就是文艺。对于人生,有着极强的爱慕和执著,至于虽然负了重伤,沉着血,苦闷着,悲哀着,然而放不下,忘不掉的时候,在这时候,人类所发出来的诅咒、愤激、赞叹、企慕、欢呼的声音,不就是文艺么?在这样的意义上,文艺就是朝着真善美的理想,追赶向上的一路的生命的进行曲,也是进军的喇叭。响亮的闳远的那声音,有着贯天地动百世的伟力的所以就在此”(鲁迅,1973:43-44)。

  中国与日本一衣带水,古代就来往频繁,相交甚密。在唐代,日本每年派遣遣唐使来中国,学习中国文化。日本的衣食、文字等至今仍带有中国文化的痕迹。到了明治维新后,日本崛起,中国的许多学生负笈日本,深受日本文化的浸染。创造社就可以说是一个留日学生群体。鲁迅、周作人等也在日本学习数年。两国相邻相交,自然会在某些方面趋同,如对不同文艺流派的选取与接受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心理学说、柏格森的生命哲学虽然也受到鲁迅等的关注,但它们毕竟属于西方,与中国仍有隔膜之感,并没有被广泛认同、传播和接受。厨川白村学习了多种西方文艺理论,吸收它们的合理内核,选取符合东方思维及审美特点的因素,经由日本文化的过滤、作者的创造性发挥,而成为新的文艺理论。所以,《苦闷的象征》较西方文艺理论,更容易在中国作家中引起共鸣。正如晚清大吏张之洞所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张之洞,1998:117)。

  鲁迅在课堂上和演讲中将《苦闷的象征》译本传授和推荐给学生与听众,是对这部作品及其文艺思想的认可。而报刊连载,发行单行本并为译作打出广告,出版媒介具有最终决定权,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传播媒体的需求。单行本能再版,无疑是初版销路好的明证,是客观趋势使然。本节将追溯当时译作推介的不同路径。

  如果说,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郑伯奇等创造社作家对于厨川白村及其《苦闷的象征》的认同是出于文学理论的自觉意识和在日本的文化、文学、语言中浸润的结果,那么许广平、臧克家、徐懋庸、胡风等受《苦闷的象征》的影响则归于鲁迅的翻译。鲁迅翻译该书用了不到20天时间,可见对这本书的喜爱与看重。在翻译过程中,鲁迅把译文作为在北大、北师大、女师大授课的讲义。1927年,鲁迅南下广州,在中山大学的讲堂上也曾讲授该书。这使得《苦闷的象征》在学生中产生了很大影响。许钦文在“鲁迅先生译《苦闷的象征》”中提到,鲁迅在北大讲完《中国小说史略》后,就用《苦闷的象征》做讲义,听课的学生很多,有选修的在校学生,也有毕业后在各处工作来旁听的,大讲堂里总是挤得满满的。鲁迅在课堂讲授中,“并非只是呆板的解释本文,多方的带便说明写作的方法,也随时流露出些做小说的经验谈来”(许钦文,2007:37)。女师大学潮后,学生罢课,许广平在给鲁迅的信中还叹息“每星期上《苦闷的象征》的机会也没有了”(鲁迅,1973:105)。不难理解,那些听课的学生,不但自己受到影响,还会以各种方式,有意无意再将这一影响继续传播,波及的范围之广是不难想象的。

  鲁迅译《苦闷的象征》另一个推广的途径就是《晨报副镌》。从1924年10月1日起,尚未译完的《苦闷的象征》就开始在《晨报副镌》上连载。《晨报副镌》1921年10月12日正式出版,主要刊载小说、诗歌、小品文及学术演讲录等。从刊载文章的文体可以看出,报纸副刊的娱乐性与学术性相结合,具有将政治、学理问题在喜闻乐见的形式中进行普及的倾向。《晨报副镌》四开单张,每天一张,每月合订一册,名《晨报副镌》合订本,销行很广。《晨报副镌》是五四时期副刊中的佼佼者,与上海《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京报副刊》、上海《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共同构成了较有影响力的四大副刊。与发行情况良好、有着广泛读者和影响力的报刊合作,无疑扩大了《苦闷的象征》在能够阅读的不同阶层的影响。

  鲁迅译《苦闷的象征》第三个推介途径就是单行本的发行。1924年12月,《苦闷的象征》由新潮社出版印行。许钦文在回忆文章中提到,《苦闷的象征》译本“销路广,不久出版书籍售完”(许钦文,2007:37)。鲁迅曾在致友人的信中也提到,书的销路很好,在广州连样本都卖出去了(鲁枢元,1985:72)。该书还是国内最早采用封面设计图画的文学书,“虽然《故乡》的封面《大红袍》比这个先画好,但那不是专为书籍的封面,趁我出版小说集的便,复制起来以广流传就是了。画好以后,鲁迅先生看得很高兴,表示非常满意”(许钦文,2007:37)。可见,鲁迅对单行本发行的细节也很关注,图书封面设计的新颖对传播也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因为书的销路好,所以短短几年功夫就多次再版。

  因为该书的“实质本好”,鲁迅在演讲中也将该书推荐给学生。1927年,鲁迅在广州知用中学做了“关于如何读书”的演讲。讲到对于新文学的研究,他推荐了《新文学概论》(本间久雄著)、《苦闷的象征》(厨川白村著)、《苏俄的文艺论战》(瓦浪斯基等著)等。此次演讲,经记录和作者校阅后发表在1927年8月18、19、22日广州《民国日报》副刊《现代青年》 (第179、180、18l期),后重刊于1927年9月16日《北新》周刊(第47、48期合刊)。

  此外,在《语丝》、《京报副刊》等刊登介绍《苦闷的象征》的广告,出版初期还有优惠活动。载于1925年3月10日至23日《京报副刊》的广告全文如下:

  这其实是一部文艺论,共分四章。现经我以照例的拙涩的文章译出,并无删节,也不至于很有误译的地方。印成一本,插图五幅,实价五角,在初出版两星期中,特价三角五分。但在此期内,暂不批发。北大新潮社代售。

  继翻译《苦闷的象征》之后,鲁迅又着手翻译了厨川白村的另一部作品《出了象牙之塔》。在这部文艺评论集的译者后记中,鲁迅高度赞扬了厨川白村的“战士”精神,对本国的“微温,中道,妥协,虚假,小气,自大,保守等世态,——加以辛辣的攻击和无所假借的批评”(鲁迅,1993:242)。在鲁迅的著述中,还有不少对厨川白村的介绍和对其作品观点的阐发,如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写道:“日本的厨川白村(H.Kuriyagawa)曾经提出过一个问题,说:作家之所描写,必得是自己经验过的么?他自答道,不必,因为他能够体察。所以要写偷,他不必亲自去做贼,要写通奸,他不必亲自去私通。但我以为这是因为作家生长在旧社会里,熟悉了旧社会的情形,看惯了旧社会的人物的缘故,所以他能够体察;对于和他向来没有关系的无产阶级的情形和人物,他就会无能,或者弄成错误的描写了。所以革命文学家,至少是必须和革命共同着生命,或深切地感受着革命的脉搏的(最近左联的提出了“作家的无产阶级化”的口号,就是对于这一点的很正确的理解。)”(鲁迅,1981:300)。这原是鲁迅1931年7月20日在社会科学研究会的讲演,后发表于1931年7月27日和8月3日上海《文艺新闻》第20期和21期。

  鲁迅在1933年11月2日致友人陶亢德的信中提到:“日本近来殊不见有如厨川白村者,看今日出版物,有西胁顺三郎之《欧罗巴文学》,但很玄妙;长谷川如是闲正在出全集,此人观察极深刻,而作文晦涩,至最近为止,作品止被禁一次,然而其弊是一般不易看懂,亦极难译也。随笔一类时有出版,阅之大抵寡薄无味,可有可无,总之,是不见有社会与文艺之好的批评家也”(鲁迅,1976:429)。据统计,鲁迅曾写下了十多篇直接介绍到厨川白村的文章,在其他文章中提到厨川其人的地方不下三十处(鲁枢元:1985, 72)。读者阅读鲁迅文章、书信的同时,也接触到了厨川白村及其作品和文艺观点,这无疑就扩大了厨川白村在中国的知名度,提升了读者对其作品的关注程度。

  鲁迅的《苦闷的象征》译本能在中国广为传播和接受,是多种推介路径共同作用的结果。然而,如果仅仅是一个译者、一家出版机构就一个译本、一次性地使用了某个路径,没有在相对广阔的范围内达到一定的频率、延续一定的时间、形成一定的规模或成为相对稳定的形式则很难称其为模式。本节将从后世研究者的角度,共时和历时地综合考虑外国文学译作的传播情况,总结五四时期外国文学译作传播的模式。因鲁迅的译作传播具有典型性,因而还是以其《苦闷的象征》译本为例。综观外国文学译作的传播,我们发现,一部作品的传播极有可能使用其中一种或一些模式,而不必使用全部模式或不具备同时使用全部模式的条件。

  通常情况下,译本产生后或由出版社发行单行本或报刊刊载,大多采用单一路径。一般来说,理论作品的内容不具有直观性,因其研究事物和学科知识的本质、规律和相互关系等的深度而具有抽象性,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和学习需要具有对该学科深入的认识。如果仅仅靠发行单行本或者报刊刊载,能读懂并且接受《苦闷的象征》的人数恐怕要大大减少。但鲁迅因其教师和青年导师的身份,得以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以多样的途径使得译本流通,使其拥有了不同身份和阶层的读者。鲁迅在高校对《苦闷的象征》进行课堂讲授,这种面对面的宣讲无疑可以消解一部分理论著作的难度。史料证明,鲁迅的讲授是成功的,这个译本在当时的广大学生中接受情况良好,吸引了远远近近的学生来听课。而报刊连载、单行本的发行、演讲、广告和互文著述又将《苦闷的象征》推广到青年学生之外的其他阅读群体。

  鲁迅当时的地位和名气,是其他译本的译者仲云和丰子恺无法比拟的。相较于《苦闷的象征》其他的译本,鲁迅的译本当属于传播最长久和广泛的。虽然,丰子恺作为漫画家、散文家后来的名气与日俱增,但在20世纪20年代,相较于鲁迅,他仍旧是后生晚辈。鲁迅译本的推介和传播也有名人效应的成分。《苦闷的象征》不仅仅在20世纪20~30年代多次再版,在21世纪各大出版社还争相密集出版。比如,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都曾出版鲁迅的这个译本,鲁迅作品选集和全集中更是多次将其收录。目前我们能比较容易找到的译本仍旧是鲁迅的译本,而其他译本已经很难寻觅。鲁迅作为作家、翻译家、思想家和革命家的身份及影响力,使得其著述多次再版。而在现代的研究类论文中,被提及的《苦闷的象征》译本,最多的是鲁迅和丰子恺的译本,这不仅仅是因为两个都是其全译本的可比性,两位译者的名气和身份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五四时期,急需借助外国文学和文艺理论的力量来改造旧文学并建立新的规范。这一需求,使得对外国文学和文艺理论著作的翻译有了一定的动力。一部作品,单单进行了翻译还不够,要看有没有读者和是否能达到预期的目的。读者具有对文艺理论作品的需求,毫无疑问就加速了《苦闷的象征》译本在中国的接受过程,扩大了其传播的广度。鲁迅所译《苦闷的象征》达到了其预期的目的,传播的维度和广度有目共睹。我们知道,鲁迅的译风向来以“硬”著称,若不是有需求,理论作品的深奥加之翻译的佶屈聱牙,有多少人愿意去啃这样的“硬骨头”呢?即便有鲁迅的名人效应和多种推介路径,能静心去研读并且读得懂并且自愿践行使用的又会有多少呢?所以,一部作品的传播,尤其是带有一定难度的理论作品,有需求也是十分重要的。

  曲线模式的形成一般有三种情况:第一,经由日本学习西方的便利,在于近邻的两个国家在很多方面具有相似性。这些相似性使得两国人民在接受外来事物和知识方面也有一定的共性。西方理论著作中不利于东方人接受的因素,经由日本的过滤,剩余部分会更利于中国人的接受。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心理学说并不容易得到中国人的认可,经由《苦闷的象征》的过滤而被中国学界所熟悉和接受。这是知识学习和传播方面的曲线模式;第二,因熟谙某种语言的人少,会形成语言的曲线模式。比如我们国家学习日语和英语的人多,而熟悉其他一些国家语言的人少,所以,其他国家的作品极有可能先被译成日语或英语文本,经由日语或英语文本转译成汉语文本。这在五四时期称为“重译”,鲁迅在他的《论重译》中有很详尽的论述,这是语言的曲线模式。此外,为严谨起见,译者也会借助其他语种的译本来检验自己对原文本语言和专业知识的理解,这可以视为第三种曲线模式,其中混合了第一和第二种曲线模式。《苦闷的象征》译本在中国传播的曲线模式,属于第一种。

  1921年1月《苦闷的象征》在日本国内发表时,我国译者明权当月就翻译了前两章并连载于《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另外一个译者仲云于1924年翻译了《苦闷的象征》第一章,连载发表在1924年第128、129、138期的《文学周报》上。同年10月《东方杂志》上又发表了他译的第三章。除了以上两个不完全译本外,鲁迅和丰子恺也推出了全译本。后者的译文先由《上海时报》连载,后由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年3月出版,1926年7月再版。

  翻译的性质决定了同一文本经由不同译者的翻译,会有不尽相同的阐释和行文风格。这也决定了复译本存在的必要性。早在20年代,丰子恺的学生季小波就两个译本提出了自己的阅读感受。他认为,鲁迅的《苦闷的象征》译文,诘屈聱牙,有些句子过长。而丰子恺的译本通俗易懂,富有文采。据季小波回忆,他的这一感受获得鲁迅的认同,并在回信中幽默地说:“时下有用白话文重写文言文亦谓翻译,我的一些句子大概类似这种译法”(陈星,1998:87)。王成将丰子恺、仲云与鲁迅的译文进行了比较,认为鲁迅的翻译词语对应,非常重视原文,但只顾及原文的词义和句式,有些句子不通顺。丰子恺虽然也恪守直译的原则,但还是顾及到了汉语的表达习惯,译文比较通顺。仲云的译文顾及到了汉语的习惯,但不太顾及原文的句式和篇章结构,基本上是意译的(王成,2004:128)。

  各个译本的不同语言风格也决定了每个译本会拥有不同阅读倾向和阅读需求的读者。有的读者认同夹杂文言的翻译,而有的读者则更习惯通俗的白话。所以,多个译本共存起到了相互补充的作用。鲁迅曾撰文,坚定地提出“非有复译不可”(鲁迅,1981:274)。所以,鲁迅并不排斥几乎与自己同时所出的《苦闷的象征》译本,相反,对年轻的丰子恺鼓励有加。这种互补模式也扩大了《苦闷的象征》的影响力。

  虽然鲁迅的翻译以“硬”著称,但直至今天,其译本仍旧流通并具有影响力。除了前文提到的原文本“实质本好”,鲁迅作为文学大家的翻译功力和影响之外,其多种传播模式也应纳入我们的思考范围,当今文学作品和文艺理论作品的传播亦可以从中汲取可资借鉴的因素。这并不是说要全盘照搬几个模式,事过时迁,很多因素无法复原。但我们可以根据当今的专业需求、读者状况、技术条件等,有选择地借鉴当时的传播模式,并开发新的传播模式。比如,网络技术的成熟使得远程教育成为可能并日渐盛行,因而,可以针对预设读者群体开展译作传播的网络模式、寓教于乐的影视模式等。再如,可以针对遍布世界一百多个国家的五百所孔子学院,将中国的经典作品翻译、编写成图文并茂的简明读本作为教科书或课外读物。孔子学院总学员达到190万人,如果这个群体能成为传播中国经典的生力军,其盛况可想而知。在保证翻译质量的前提下,综合考虑并使用不同的传播模式,外国文艺作品的传入和我国文艺作品走出去,都会出现新局面。

  ① 仲云译的《文艺创作论》是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中的一部分,在《文学》上连载。 《文学周报》最初叫《文学旬刊》,是《时事新报》的副刊之一。从第81期起,改名为《文学》周刊。第172期起改名为《文学周报》,由文学周报社独立发行。